以欽佩曾經的戰爭對手殺人“專業”的方式向之示好,即使認為可以搔到安倍的心理癢處,卻無論如何也算不上好的外交表述,只能歸結為外交“放言”而“失言”一類。
    最近,澳大利亞總理阿博特在接待日本首相安倍時說,“當然,澳大利亞人看待日本並不總像現在這樣友善,但即使在二戰期間,即使我們不認同日本的作為,澳大利亞人對日本人戰爭中的技能與使命必達的榮譽感相當欽佩”。他還說,“戰爭中最激烈的對手也能變成最好的朋友。二戰後日本一直是國際公民典範,考慮到它是國際一等公民,我歡迎日本全面參與國際大家庭,歡迎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,成為地區更有能力的戰略伙伴”。
  阿博特的這番話引起內外相當的反彈,有參加對日作戰的澳大利亞老兵激烈地批評他的說法。二戰中,日本在偷襲珍珠港後對澳大利亞達爾文港實施數十次空襲,投向那裡的炸彈比投向珍珠港的還多,約1.7萬名澳大利亞士兵在對日作戰中陣亡。阿博特是戰後一代人,他與戰時參與者的感受,差異是很大的。
  阿博特這番話有自身的利益考慮,安倍此訪帶來了兩項大禮:一是放寬澳牛肉進口限制,二是加強了日潛艇進口等軍事合作。此外,這些話也包含了配合美國亞太戰略佈局的含義。
  然而,以欽佩曾經的戰爭對手殺人“專業”的方式向之示好,即使認為可以搔到安倍的心理癢處,卻無論如何也算不上好的外交表述,而且具有某種情感傷害性、內在矛盾性和邏輯混亂性,只能歸結為外交“放言”而“失言”一類。此外,這種多少有點肉麻的示好,也很容易導致澳大利亞得此失彼的利益失衡。
  “放言”一詞,日文中有,和中文字一樣,意也一樣。過去,日本有若干高官因在戰爭歷史問題上“放言”而辭職。近年,日本社會右傾化明顯,和平力量的制約有相當的削弱。在這一情勢下,阿博特的言論實在不合時宜。
  其實,日本最近的“解禁集體自衛權”“修憲”之舉,修的就是美國戰後為日本制定的憲法,要突破美國戰後對日本的羈系。美國現在雄心雖在卻力有不逮,也就有意放鬆韁繩,二者合流,形成今日之局。這種複雜格局未來如何演變,恐怕只有天曉得。從現在的情況看,美國還是保持了某種彈性。對澳大利亞來說,也是慎“放言”,保持彈性較好。
  本報特約評論員黃晴
 
(編輯:SN14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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